2013年6月23日星期日
2013年6月22日星期六
赞一个
小孙子Toby已经3岁了。在美国待了三个月，洋媳妇Susan教育孩子的方法，令我这个中国婆婆大开眼界。
每天早上，Toby醒来后，Susan把早餐往餐桌上一放，就自顾自地忙去了。
Toby会自己爬上凳子，喝牛奶，吃面包片。吃饱后，他回自己的房间，在衣柜里找衣服、鞋子，再自己穿上。毕竟Toby只有3岁，还搞不清楚袜子的正反面，分不清鞋子的左右脚。
有一次Toby又把裤子穿反了，我赶紧上前想帮他换，却被Susan制止了。她说，如果他觉得不舒服，会自己脱下来，重新穿好；如果他没觉得有什么不舒服，那就隨他的便。那一整天，Toby反穿着裤子跑来跑去，Susan像没看见一样。
又一次，Toby出去和邻居家的小朋友玩，
没多大会就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对Susan说：「妈妈，Lily说我的裤子穿反了，真的吗？」
Lily是邻居家的小姑娘，今年5岁。
Susan笑着说：「是的，你要不要换回来？」
Toby，自己脱下裤子，仔细看了看，重新穿上了。
从那以后，Toby再也没穿反过裤子。
我不禁想起，我的外孙女五六岁时不会用筷子，上小学时不会系鞋带。如今在读初中要寄宿的她，每个周末都要带回家一大堆脏衣服呢。
@不吃就饿着
一天中午，Toby闹情绪，不肯吃饭。Susan说了他几句，愤怒的小Toby一把将盘子推到了地上，盘子里的食物洒了一地。
Susan看着Toby，认真地说：「看来你确实不想吃饭！记住，从现在到明天早上，你什么都不能吃。」
Toby点点头，坚定地回答：「Yes!」
我在心里暗笑，这母子俩，还都挺倔！
下午，Susan和我商量，晚上由我做中国菜。我心领神会，Toby特别爱吃中国菜，
一定是Susan觉得Toby中午没好好吃饭，
想让他晚上多吃点儿。
那天晚上我施展厨艺，做了Toby最爱吃的糖醋里脊、油闷大虾，还用意大利面做了中国式的凉面。
Toby最喜欢吃那种凉面，小小的人可以吃满满一大盘。
开始吃晚饭了，Toby欢天喜地地爬上凳子。
Susan却走过来，拿走了他的盘子和刀叉，说：「我们已经约好了，今天你不能吃饭，你自己也答应了的。」
Toby看着面容严肃的妈妈，“哇”地一声在哭起来，边哭边说：「妈妈，我饿，我要吃饭。」
「不行，说过的话要算数。」Susan毫不心软。
我心疼了，想替Toby求情，说点好话，却见儿子对我使眼色。想起我刚到美国时，儿子就跟我说，在美国，父母教育孩子时，别人千万不要插手，即使是长辈也不例外。
无奈，我只好保持沉默。
那顿饭，从始至终，可怜的小Toby一直坐在玩具车里，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三个大人狼吞虎咽。我这才明白Susan让我做中餐的真正用意。
我相信，下一次，Toby想发脾气扔饭碗时，一定会想起自己饿着肚子看爸爸妈妈和奶奶享用美食的经历。饿着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况且还是面对自己最喜爱的食物。
临睡前，我和Susan一起去向Toby道晚安。
Toby小心翼翼地问：「妈妈，我很饿，现在我能吃中国面吗？」
Susan微笑着摇摇头，坚决地说：「不！」
Toby叹了口气，又问：「那等我睡完觉睁开眼睛时，可以吃吗？」
「当然可以。」Susan温柔地回答。
Toby甜甜地笑了。
大部分情況下，Toby吃饭都很积极，他不想因为“罢吃”而错过食物，再受饿肚子的苦。
每当看到Toby埋头大口大口地吃饭，嘴上脸上粘的都是食物时，我就想起外孙女。
她像Toby这么大时，为了哄她吃饭，几个大人端着饭碗跟在她屁股后面跑，她还不买账，还要谈条件：吃完这碗买一个玩具，再吃一碗买一个玩具……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一天，我们带Toby去公园玩。很快，Toby就和两个女孩儿玩起了厨房游戏。塑胶小锅、小铲子、小盘子、小碗摆了一地。
忽然，淘气的Toby拿起小锅，使劲在一个女孩儿头上敲了一下，女孩儿愣了一下，放声大哭。另一个女孩儿年纪更小一些，见此情形，也被吓得大哭起来。大概Toby没想到会有這么严重的后果，站在一旁，愣住了。
Susan走上前，问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她一声不吭，拿起小锅，使劲敲到Toby的头上，Toby没防备，一下子跌坐在草地上，哇哇大哭起来。
Susan问Toby：「疼吗？下次还这样吗？”
Toby一边哭，一边拼命摇头。
我相信他以后再也不会这么做了。
@建立社交能力
Toby的舅舅送了他一辆浅蓝色的小自行车，Toby非常喜欢，当成宝贝，不许别人碰。
临居小姑娘Lily是Toby的好朋友，央求Toby好几次，要骑他的小车，Toby都没答应。
一次，几个孩子一起玩时，Lily趁Toby不注意，偷偷骑上小车，扬长而去。
Toby发现后，气愤地跑来向Susan告狀。
Susan正和几个孩子的母亲一起聊天喝咖啡，便微笑着说：「你们的事情自己解決，妈妈可管不了。」
Toby无奈地走了。
过了一小会儿，Lily骑着小车回来了。Toby看到Lily，一把将她推倒在地，抢过了小车。Lily坐在地上大哭起来。Susan抱起Lily，安抚了她一会儿。很快，Lily就和别的小朋友兴高采烈地玩了起来。
Toby自己骑了会儿车，觉得有些无聊，看到那几个孩子玩得那么高兴，他想加入，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蹭到Susan身边，嘟囔道：「妈妈，我想跟Lily他们一起玩。」
Susan不动声色地说：「那你自己去找他们啦！」
「妈妈，你陪我一起去。」Toby恳求道。
「那可不行，刚才是你把Lily弄哭的，现在你又想和大家玩，就得自己去解决问题。」
Toby骑着小车慢慢靠近Lily，快到她身边时，又掉头回來。来回好几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Toby和Lily又笑逐颜开，闹成了一团。
@管教孩子是父母的事
Susan的父母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听说我来了，两人开车来探望我们。
家里来了客人，Toby很兴奋，跑上跑下地乱窜。他把玩沙子用的小桶装满了水，提着小桶在屋里四处转悠。
Susan警告了她好几次，不要把水洒到地板上，Toby置若罔闻。
最后，Toby还是把水桶弄倒了，水洒了一地。兴奋的小Toby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还得意地光着脚丫踩水玩，把裤子全弄湿了。
我连忙找出拖把准备拖地。
Susan从我手中抢过拖把交给Toby，对他说：「把地拖干，把湿衣服脱下来，自己洗干净。」
Toby不愿意，又哭又闹。
Susan二话不说，直接把他拉到贮藏室，关了禁闭。
听到Toby在里面发出惊天动地的哭喊，我心疼坏了，想进去把他抱出來。Toby的外婆却拦住我，说：「这是Susan的事。」
过了一会儿，Toby不哭了，他在贮藏里大大声喊：「妈妈，我错了。」
Susan站在门外，问：「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我知道。」
Susan打开门，Toby从贮藏室走出来，脸上还挂着两行泪珠。他拿起有他两个高的拖把吃力地把地上的水拖干净。然后，他脱下裤子，拎在手上，光着屁股走进洗手间，稀里哗啦地洗起衣服来。
Toby的外公外婆看着表情惊异的我，意味深长地笑了。
這件事让我感触颇深。在很多中国家庭，父母管教孩子时，常常会引起“世界大战”，往往是外婆外公护，爷爷奶奶拦，夫妻吵架，鸡飞狗跳。
后來，我和Toby的外公外婆聊天时，提到这件事，Toby的外公说了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孩子是父母的孩子，首先要尊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孩子虽然小，却是天生的外交家，当他看到家庭成员之间出现分歧时，他会很聪明地钻空子。这不仅对改善他的行为毫无益处，反而会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甚至带來更多别的問題。
而且，家庭成员之间发生冲突，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会带给孩子更多的不安全感，对孩子的心理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无论是父辈与祖辈在教育孩子的问題上发生分歧，还是夫妻两人的教育观念有差异，都不能在孩子面前发生冲突。
Toby的外公外婆在家里住了一周，准备回加利福尼亚了。临走前两天，Toby的外公郑重地问女儿：「Toby想要一辆玩具挖掘机，我可以买給他吗？」
Susan想想，说:「你们这次已经送给他一双旱冰鞋作为礼物了，到圣诞节时，再买玩具挖掘机当礼物送给他吧！」
我不知道Toby的外公是怎么告诉小家伙的，后来我带Toby去超市，他指着玩具挖掘机说：「外公说，圣诞节时，给我买这个当礼物。」
语气里满是欣喜和期待。
虽然Susan对Toby如此严格，Toby却对妈妈爱得不得了。他在外面玩时，会采集一些好看的小花或者他认为漂亮的叶子，
郑重其事地送给妈妈；别人送给他礼物，他会叫妈妈和他一起拆开；有什么好吃的，也总要留一半给妈妈。
想到很多中国孩子对父母的漠视与冷淡，
我不得不佩服我的洋媳妇。在我看来，在教育孩子的问題上，美国妈妈有很多值得中国妈妈学习的地方。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你还有机会，快去把这篇文章念给长辈们听！留着慢慢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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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0日星期四
2013年6月17日星期一
现代画皮：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脸移植,
现代画皮：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脸移植, http://bit.ly/1bMxd5d (来自Easy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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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4日星期五
舒缓关怀——让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更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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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甘.格拉辛走在医院里白色无菌的走廊上时，他想起了著名禅师柯赞.伊奇基尧去世前写下的诗句：
我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赤着脚离去，
我来了，我去了——
两件简单的事情
纠结在了一起。
塞甘在神经科里许多相同房间的一扇门前停下脚步，门上只标有一个号码。他心里仔细想着那几句诗句，让那些词语混合在一起，倾听着它们的韵律，然后又重新组合起来。他感觉有点累但还没有到精疲力尽的地步，他从这家医院下班的时间就快到了。他整理了一下他那深色的大褂，用手摸了摸他那剃得光光的头顶，然后扶了扶眼镜。
当他走进房间时闻到了花香，城市的夜间灯光从窗外照进房间。57岁的克里奥（这是医院病历卡上的名字）头上扎着绷带，她伸出手来迎接他。她那深色的长头发当中已经夹杂着白发，她坐起在她的病床上。
“你是佛教居士吗？我正在等你呢，”她说，“请坐下，你有时间吗？”
“当然，”塞甘说，他在她身边坐下。“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感觉怎样？”
有一天克里奥在洗衣服时癫痫发作住进了医院。几星期后做的一次活体检查发现她患了恶性胶质瘤，这种一种快速扩张的恶性脑癌。外科医生做出的预测直截了当：她最多还能活三个月。医生要她赶紧去做手术，接下来再做术后的化疗。医生说，如果这样她也许可以多活九个月到一年，但最终还是死于癌症。克里奥解释说尽管开始时她想顺其自然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但她感到为了她87岁的老母亲她还是该去做手术，母亲在得知她的情况后已经急坏了。
塞甘仔细地倾听着克里奥的诉说。
“我能向你提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吗？”塞甘说，“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这是在缓慢并稳步地进入对病人的临终关怀时提出的问题。在纽约主流的教学医院里，塞格是跨科室舒缓关怀团队的成员，他参与到了人们将医疗保健变得更加整体化的努力当中——他们认为治疗对象是完整的人而不应该仅仅去关注他们的病痛。他在纽约禅宗冥思护理中心接受过居士培训，他的工作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并帮助病人区分出个人目标和价值观方面的轻重缓急。
“我会见病弱的人们，他们身处在危机当中，”塞甘解释说，“我以某种方式陪同他们走过这一段旅程——并没有很多治疗，而是倾听，提出建议，或者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力量和恐惧，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和生活的意义等。”
舒缓关怀团队试图向这个信奉积极医疗干预的世界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治疗病人并不一定只意味着救人性命。“我们越来越拒绝承认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方面，包括死亡在内。”塞甘指出，“人们想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想要被倾听被理解。但许多时候我们在医疗机构里看到的是医患之间的沟通不畅。”
* * *
舒缓关怀护理师凯西.蒙多涅多争辩说，有部分问题在于医生把病人的死亡看作是医疗的失败，他们把延长生命看得比生命的质量和舒适度更加重要，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也折射到了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身上。“并不是说医生不怀好意，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也不想让人看到他们放弃对病人的治疗，但积极干预并非总是最好的选择。”她说，“把真实的病情告诉病人很重要，这样他们可以有时间来进行一些艰难的谈话，也可以从容地为自己安排好后事。”
但面对死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舒缓医疗杂志报道，在2010年只有大约20%患有绝症的老年病人把他们的遗愿记录在医疗报告中。许多令人伤心的临终遗愿被转交给了他们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家人往往感到生离死别的痛苦，于是要求医院进行干预治疗以挽救病人的生命。结果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表达了愿意在家里安详离世的愿望，CAPC（舒缓关怀中心）的统计表明，仍有大约80%的死亡发生在医院里和重症监护室里。
当病人患有绝症时，有许多医生并没有要求舒缓关怀团队的加入，他们担心病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但是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接受过临终关怀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在体验到了跨科室舒缓关怀的好处后，觉得本应该更早一些让自己知道真实的病情。
当83岁的露丝被确诊患有胰腺癌后，她说她觉得自己被击倒了。“像是直接打在我的心上，”她回忆道。在开始的震惊消退后，她有了一种可怕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的儿子在五年前患有同样的疾病去世。
他们的家在洛克威。阳光照进他们的前屋，露丝的丈夫乔尔正在帮助她服用镇痛药，在一份打印得很清楚的日程表上有每天的安排。乔尔告诉她再过几个小时她还要服一次药。咖啡桌上堆着好几本相册，在一大束稍显枯萎的鲜花边放着一盆新鲜的水果，鲜花是他儿子的合伙人为纪念他55岁冥诞送的。“我不想把花扔掉，”露丝微笑着说。
她的身材纤瘦，她调整了一下自己坐在那张黄色大扶手椅里的坐姿，阳光照到了她定制的银色鞋子上。“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斗不过老天爷的，”她说，“但我想让自己舒服一点，不想吃许多苦头，我想要的就是这些。当我不疼的时候我起床穿好衣服，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停了一下，朝那扇白色窗框的大窗外面张望。“我想尽量离医院远一些。”
在舒缓关怀团队的帮助下，解决身体上的疼痛，恶心和疲劳成为露丝治疗的重点。药方是根据她的病情特别制定的，还会随着病症的变化做出调整，这样使得她可以尽量延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大多数医生只能做出诊断然后开药方，他们没有时间或专业知识来和你一起做试验。舒缓关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她低头看着自己合在一起的手，“我儿子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治疗，他一直备受疼痛的煎熬。”
露丝很准确地描述着她的新生活方式。她和乔尔只做每天的计划，并不预先安排任何事情，他们现在的重点是质量而不是数量。生活变得更直接了，根源就在当下。他们享受着日常生活的快乐如与朋友通电话，看报纸等。“我想要知道我有我的家，”露丝说，“我的家人是爱我的，我生活在有意义的事物中。”
在她的四周，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画和他们多年来在国外度假旅行时拍的照片。房间里摆放着装在镜框里的照片和成堆的书籍，还有精致的小饰物。“有许多人不知道有舒缓关怀这回事情，”露丝说，“这是医学的一项重要进步，我能享受到它很幸运。”
* * *
在过去六年里，舒缓关怀是增长最快的医疗实践之一，越来越被病人，医生和医院所广泛接受。舒缓关怀团队的人数翻了倍，有许多新的医疗机构加入进来。据CAPC的报告在超过50张病床的医院中有63%有舒缓关怀的团队。研究还表明通过把全美国的舒缓关怀项目整合起来，医院每年能节约60亿美元的成本。
但舒缓关怀也不是到处受欢迎的——有人认为把舒缓关怀作为一种专业使已经错综复杂的医疗体系变得更加混乱。在今年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导的一项研究中，蒂莫西.奎尔医生和艾米.阿伯纳西医生担心随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舒缓关怀是一个专业领域这样一种观点，会促使对病人的治疗变得更加碎片化。这两位作者提出，主治临床医生和专家可能开始认为对于危重病人的基本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支持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在目前跨科室舒缓关怀团队的人数还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美国的医院里，对于医生和专业人员进行舒缓关怀的教育也引发了争论。“对于舒缓关怀和临终护理最常见的误区是认为它们会加速死亡的进程，但这是错误的。”舒缓关怀医疗专家克雷格.布兰德曼说，“舒缓关怀涉及到对病人对症下药，并按照病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来量身定制治疗方案，不管病人的价值观是什么。”确实，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患有绝症的病人在早期接受了舒缓关怀治疗后会减少压抑感和提高生活质量，比起接受“延长生命”治疗甚至只是标准治疗的病人来，他们的存活时间也更长。
“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存在于目前的医学词汇中，”资深舒缓关怀社工法兰.海勒说，在病人病危期间她与病人家属密切配合工作。她认为医生、护士和社工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去谈论死亡过程。“最常见的是医生把它说成是撤走护理，”她摇着头说，“我们从不撤走护理，我们只撤走治疗。”
塞甘认为对于临终关怀态度的转变需要从医疗实践的根源处开始，要教会临床医生懂得更加深思熟虑的医疗方法。“现在医生受到的教育是要谨慎和置身事外，”他说，“我听到许多年轻医生在谈及病人时仅涉及病情的发展，他们完全罔顾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谈论的是一个人。”
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日益增加的临终治疗费用压力更加剧了死亡带来的痛楚。大约有25%医疗保险资金被用于临终治疗，但由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保险受益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平均还要为过度治疗支付38688美元——在充满悲痛焦虑的时刻这常常是一笔高得令人咋舌的费用。
塞甘说，从临终过程中能够看出，病人体验到的痛苦可以有许多种表现形式。佛教居士在学习过程中得知不要把对病人身体的治疗与精神安慰分开来，要把两者看成是互相依赖共同存在的力量。就像评估现时情况一样，在为将来的旅程做准备时也需要回顾过去。在塞甘倾听病人叙述的时候，他帮助他们识别那些他们想要治愈的痛楚，并且设法把这些痛楚抛开，或者只是留待身后。他让病人说出想法，感觉和反思，鼓励病人去探究和提出问题。
“有时看一件事情最直接的方法是变换一个角度，”他说，“病痛能剥夺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被剥夺时焦虑、恐惧、隔离、孤独这些感觉就产生了。”他指出作为一名佛教居士他的目的不是下命令开药方，而是帮助病人找到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力量——最终达到他们自己帮助自己的目的。“假如我的帮助能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他们说的话有人倾听，他们的痛苦有人理解，我想我的工作就成功了。”他说。
* * *
在医院里的肿瘤科病房里，74岁的乌苏拉（医院病历卡上的名字）把她灰色的毛衣裹紧在身上。她坐在浆洗过的白色医院床单上，一页页地翻看一本相册，她的眼光留驻在一张张照片上。在她的肺癌第二次发作时她又得了收缩性肺炎，这使得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但使她心情沉重的并不是持续经受的身体疼痛和呼吸急促。多次化疗已经使她脸色苍白虚弱不堪，但是当塞甘坐到她床边时她的声音充满能量和亢奋。
“每天晚上总是在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开始左思右想，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乌苏拉说。
“想些什么呢？”塞甘问，他注意到她的焦虑增加了。
“我不能原谅自己不知情，”她吞吞吐吐地说。
塞甘等了片刻等她把话说下去。
“你在说什么呢？”他问道。
她把目光转向窗户。“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受到虐待，就在我鼻子底下。是我让他们下去的，我在做我的事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流下了眼泪，她诉说着她的后夫给她家人带来的伤害，她为此感到怒火中烧。她说她很高兴这个男人在痛苦中死去，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塞甘鼓励她去探究自己的感受，“你感到愤怒完全有道理，是什么让你感到害怕….当你把愤怒藏在心里会发生什么？”她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言辞，回忆和后悔等喷涌而出。当她停下歇一口气的时候塞甘把话题转到了她的孩子身上。她的床头柜上放满了各种问候卡片和鲜花，这是她的孩子当天早些时候来看她时送来的。卡片整齐地摆放在她身边，上面是手写的表达爱和支持的词语。
“多给我讲讲你的孩子吧。他们原谅你了，你的感觉怎样呢？”塞甘问道。
她说起了她的三个孩子，她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当中有两个已经成了家，她很喜欢自己的孙辈。“我很幸运有人爱我，我的孩子回到我的生活当中来我感到很感激。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现在我正在设法弥补，”她擦着泪水说。
她给塞甘看一本孩子们为她制作的相册，里面全是他们四人一起去度假看动物时拍的照片。“我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她说，“我感觉自己和它们是相通的。”
塞甘继续说道，“你是否能想象你的感觉，尤其是你的愤怒，这些感觉像野兽一样是你自身的一部分。你以后会对动物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乌苏拉想了片刻，把手从照片上掠过，“我会尊重它们，不再害怕，接受它们，无论它们是怎样的。”她慢慢地回答说。
塞甘坚信这就是对死亡本身的思考——死亡是生命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一个独特故事的终结。”他说，他坐在他的医院办公室里。他见到过有些病人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他们在家人的爱和关怀的包围之中；他也见到过孤独不幸的结局，有些人拒绝面对死亡，有些人拼命苟延残喘，也有些人欢迎死亡的来到。“我想假如有人问我们怎样才是好死，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他低声说道。
塞甘用日落的比喻来说明难以捉摸的死亡质量。据他的观察在死亡来临时一切都提升和强化了，情感思绪和恐惧都浮上了表面。“在日落时分色彩更丰富，也更具有戏剧性，”他说，“但有时事情也变得很简单，有阴沉或迷雾的天气，或被乌云遮盖。”
总而言之，塞甘相信死亡应该是一件有尊严并得到尊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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