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官职知识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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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毒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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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一起剥坚果
【图片出处: http://bit.ly/1anf7Ks】
作者:贝塔-鱼
说起毒性物质,大家首先会想到砒霜和氰化钾这一类经典的烈性毒药,其实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时时刻刻都在接触各种各样的有毒物质,这些毒性物质可能来自空气,食物,饮水,药品,衣物和生活用品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健康越来越重视,也越来越关注我们的生活环境和食品安全,丙烯酰胺、苯并芘、苏丹红、三聚氰胺、二噁英、塑化剂这些原本陌生的词汇也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我们每天都能从网络,电视和报纸上接触到各种关于毒性物质的报道,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恐慌,越来越不知所措。什么样的物质才能被称之为毒性物质? 毒性物质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伤害?本文将简单解答一下这些问题。
定义:“在一定条件下,以较小剂量进入机体就能干扰正常的生化过程或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永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的化学物质称为毒性物质(poison)”
“化学物质”
化学物质是一种笼统的说法,维基百科上对于化学物质的解释是在化学上对于物质的另一种称法,由次可见,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能称之为化学物质。虽然我们通常所说的毒性作用是由于化学物质经过机体细胞的代谢过程,也就是通过一些列化学反应而导致机体出现损伤。可是,化学物质对人的伤害却不一定是仅仅通过“化学”的方式。从事某些特殊工作的工人会长期吸入游离二氧化硅和石棉纤维等生产性粉尘,他们的肺部常常会出现纤维化的病变,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尘肺。虽然这类疾病的发病机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科学家普遍认为尘肺是由于由于长期吸入细小尘粒,超过了气管和肺部的清除作用,导致尘粒或纤维在肺部沉积。这些物质沉积在肺部,会接触到肺部的细胞。细胞表面是一个脆弱的脂质膜,在尘粒和纤维的机械刺激下,细胞会受到损伤,继而释放多种物质导致炎症发生,长期的炎症会导致肺部出现纤维化,甚至引发恶性肿瘤。所以尘肺的发生过程,一部分是由于尘粒和纤维对于肺部细胞的机械刺激产生,而不是通过化学反应过程。
“在一定条件下”
在一定条件下意味着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伤害作用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一家德国制药公司生产了一种药物,这种药物具有较强的镇静催眠作用,同时还能很好的抑制孕期呕吐反应,并且毒性作用很小,被称为“孕妇的理想选择”,也得到了一个“美好”的名字——反应停。由于具有很好的效果,所以反应停在一上市就受到了广泛赞誉,并相继在51个国家获准销售据报道,据报道,仅在联邦德国就有近100万人服用过“反应停”。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出于慎重考虑,没有批准其在美国上市。在反应停上市的几年里,德国医生陆续发现罕见婴儿畸形的病例,这些婴儿没有臂和腿,而手和脚则几乎直接长在躯干上,就如同海豹一般。与此同时,海豹儿相继在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等国家出现,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孕妇出现早产和流产。
在随后的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反应停具有极强的致畸性,由于实验动物和人体的差别以及实验设计的问题,这一毒性作用在药物上市前的毒理学评价中并没有被发现。据估计,从反应停上市到退市的4年里,共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导致上万名海豹儿的出生,是人类药物使用历史上的一场灾难,给人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并促使药物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反应停具有极强的胚胎致畸性,有实验表明,实验动物孕期单次摄入反应停便可导致畸形胎儿的出现。然而,反应停对人类的毒性作用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会出现。实际上,反应停对于人类是一种毒性极低的化学物质,一般药物剂量甚至更高剂量的反应停并不会导致人体出现任何异常。所以,后来反应停又作为治疗麻风结节性红斑和癌症的药物重新上市。另外,研究发现,孕妇在首次停经50天内的不同时期服用反应停,会导致胎儿出现不同的畸形,而在停经50天之后服用反应停,则一般不会引起畸形出现。这是因为孕初期的一定时间内是胚胎的器官形成期,这个阶段是胎儿器官发育的重要时期,如果孕妇在这个时期内接触到具有致畸作用的外源化学物质,则非常容易导致胚胎器官发育异常,从而导致畸形出现。而在器官发育完全后,胎儿对于外源化学物质的毒性就不是那么敏感了。所以,孕妇服用任何药物前,一定要详细阅读使用禁忌和咨询专业医生。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是临床上常用的广谱抗生素,抗菌作用强,同时过敏反应比青霉素少见。此类抗生素对人类毒性很小,所以不对头孢类抗生素过敏的人,使用药物剂量条件下的头孢类抗生素几乎不会出现毒性反应。然而,如果在使用头孢类抗生素后立即饮用含有酒精的饮品,则会出现可怕的“双硫仑样反应”。临床表现为面部潮红、头晕、恶心呕吐、急性心衰、呼吸困难、急性肝损伤和惊厥等,甚至会出现死亡。酒精进入人体后会在肝脏内由多种酶代谢为水和二氧化碳排出体外,代谢过程会经历两种主要的中间产物,乙醛和乙酸。乙醛是一种对人毒性极大的物质,会引起多脏器损伤。很多人由于遗传的原因,体内代谢乙醛的酶活性比较低,所以喝完酒后乙醛会在体内积累,从而导致脸红,不过由于乙醛还在被不断代谢,很快就会恢复。然而,头孢类抗生素会强烈抑制肝脏内代谢乙醛酶的活性,从而导致乙醛在体内迅速大量聚积,导致人体出现一系列严重症状。
这种现象在药理学和毒理学上都很常见,被称为化学物的联合作用。化学物的联合作用机制非常复杂,研究难度也比较大。一般来说,按照联合作用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非交互作用和交互作用两类。非交互作用中,两种或多种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作用方式和结果可能相同,于是会出现作用效果累加;化学物独立发挥不同的毒性作用,也可能会分别造成不同的损伤。交互作用中,两种或多种化学物作用的结果有可能大于或小于各毒性物质单独对机体的作用效果,于是会出现协同或拮抗作用;有时一种化学物对机体并没有伤害,但与另一种化学物同时使用的时候会出现明显的毒性作用,此时会出现作用效果的加强作用,比如上述头孢类抗生素和酒精联合使用的例子。所以,在药物的说明书上都会标明“药物相互作用”和“注意事项”,在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一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书和遵照医嘱,不能自己随便搭配,以防止削减药效或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
“较小剂量”和“进入机体”
剂量是评价一个化学物质毒性大小的重要标准,在毒理学上有严格的量化指标,并不是仅用“较小剂量”这一模糊说法进行表述。另外,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伤害在时间上是有差别的,比如有些化学物质会导致人体迅速出现急性毒性反应甚至死亡,而有些化学物质对人体的伤害则体现在长时间的日积月累。所以,在描述化学物质毒性作用的时候还要区分毒性作用的发挥时间。
急性毒性是化学物质引人瞩目的毒性作用,以至于有的时候,一提到毒性就默认指代急性毒性作用。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急性毒性作用的例子,比如在电影中,间谍在被抓住的时候,咬开口中的氰化钾胶囊,然后瞬间毙命;武侠片里,中鹤顶红毒之人,立刻剧烈腹痛,惨不忍睹;现实中,误服农药的人短时间内出现浑身抽搐,头痛呕吐症状等等。急性毒性一般指实验动物或人体一次或24小时内多次接触外源化学物质,并在短期内出现中毒症状。由于有些化学物质在接触几分钟至数十分钟便会导致实验动物或人体出现中毒症状甚至死亡;有些可能在早期仅有较轻微的症状,但在几天后又会出现严重的中毒症状甚至死亡。所以,国际上一般规定急性毒性的观察时间为7至14天,如有必要可延长至14天以上。
按照通常的认识,在出现同样严重症状的情况下,接触到的化学物质的剂量越少,则表明它的毒性越大;或者在接触到同样剂量的化学物质下,出现症状越严重,则表明毒性越大。在实验室里,科学家通常以第一种方式来评价化学物质的急性毒性强度,评价过程都是在实验动物上进行,较常用的是小鼠,大鼠和兔子。中毒症状的严重程度是一个很难观察的指标,比如腹痛和头晕,这些症状的严重程度在实验动物身上很难进行界定,而症状和剂量两个变量必须固定一个,测定另一个才有意义。“死亡”是急性毒性最严重的症状,同时也是一个容易观察和界定的后果,在真正的毒理学评价中,科学家常常使用“半数致死量(LD50)”来进行化学物质急性毒性强度的分级。
半数致死量是指化学物质引起一半实验动物出现死亡所需要的剂量。测定半数致死量的时候要注意几个问题。首先,由于实验动物的体重有差别,所以给予实验动物的剂量应该与体重相关,比如每千克体重给予多少毫克的化学物质(mg/kg);其次,由于性别差异可能会导致生物体对于某些化学物质的毒性易感程度不同,所以有的时候,测定半数致死量要考虑实验动物的性别。
另外,生物体接触外源化学物质途径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工业化学毒物多以呼吸道和经过皮肤接触;食品和水以消化道摄入为主;农药以呼吸,消化道和皮肤接触为主;而药物则可能会通过皮肤外用、口服、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和鼻腔吸入等不同的方式。不同接触途径对于化学物质的毒性作用影响非常大,这主要是因为化学物质进入血液循环到达作用靶器官的速度和过程的差别。比如经口吃下去的东西往往经过小肠吸收,通过小肠吸收的化学物质会通过一条静脉首先到达肝脏,而肝脏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肝脏内有多种代谢酶负责化学物质的解毒作用,这会使得最终进入血液循环的化学物质的毒性降低和剂量减少;存在于空气中的化学物质会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肺部是进行血液二氧化碳和氧气交换的器官,由于肺泡表面积非常大,吸入肺部的化学物质会迅速通过肺部的血液进入心脏,并被心脏泵往全身;通过静脉注射的化学物质则会直接进入血液循环,使得化学物质迅速到达全身各个器官。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接触方式以化学物质的吸收速率进行排序,一般是静脉注射>吸入>肌肉注射>腹腔注射>皮下注射>经口消化道>经皮肤。所以,在测定化学物质半数致死量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接触方式。
在接触方式相同的条件下,半数致死量的数值越小,则表明化学物质的毒性越大,所以可以通过半数致死量对化学物的毒性进行分级(表1);常见化学物质的半数致死量见表2(来源维基百科)。
【表1】
【表2】
外源化学物质进入机体后会被代谢和排出体外。然而,机体的代谢能力是有限的,当连续多次接触到同一化学物质,接触的量超过机体的代谢速度的时候,化学物质就会在体内蓄积,当蓄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同样会对机体产生毒性作用,这是化学物质产生慢性毒性的基础。体内常见的化学物质储存库有血液、脂肪、肝脏、肾脏和骨骼等。由于慢性中毒症状出现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相比急性毒性而言,慢性毒性症状往往比较轻微,一般不容易导致实验动物或人体出现死亡,无法用半数致死量来进行评价。化学物质的慢性毒性作用和机体的代谢速度关系很大,如果摄入的剂量等于机体排出的剂量,则一般不会导致化学物质聚积和出现毒性症状,这个剂量越高,则表明这种化学物质的慢性毒性作用越弱。所以,科学家常常使用未观察到有害作用的剂量(NOAEL)和观察到有害作用的最低剂量(LOAEL)来评价化学物质的慢性毒性作用。
对于化学物质的毒性进行评价非常重要,它是进行安全限量制定的重要参考依据。通常来说,科学家会根据毒性物质的急性毒性作用来测定其剂量和毒性作用的反应关系,然后综合慢性毒性作用效应进一步确定该毒性物质的阈剂量,这是设定该毒性物质安全限值的重要参考。比如我们看到某一种化学物质的每日容许摄入量(ADI)是0.001毫克每千克体重(0.001mg/kg),那意味着一个体重为60千克的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不大于0.06毫克该化学物质是安全的。化学物质的安全限量通常是通过实验得到的,由于不同研究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不同个体之间对于化学物质的易感性也不同,为了保险起见,要给这个数值加上一个安全系数,最终得到的安全限量要远小于机体对于该化学物质的代谢能力,所以一般不会导致蓄积和出现毒性作用。
在安全限量的制定上存在一些争议,比如致癌剂的阈剂量问题。由于致癌物质难以用实验的方法确定其无作用水平,所以有学者认为,任何剂量、任何途径和任何动物证明为致癌的物质,都不准用于食品,并且认为确定人类膳食中致癌物安全剂量的任何企图,都是不明智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研究可靠的实验方法来确定致癌物质在工作场所或生活环境中的社会容许危险水平,这是保证环境安全的重要参考标准,比如设定室内环境空气甲醛的最高容许溶度。但由于化学物质的致癌作用机制非常复杂,同时和个体遗传易感性等多种因素相关,所以关于致癌剂的安全限量的研究依然任重而道远。
毒性物质的安全限值对我们的健康非常重要,比如食物加工过程中需要使用的合法添加剂中会含有一些有毒化学物质;食品原料中含有或者加工过程中也会难以避免的混入一些有毒化学物质,此时需要设定相应的限值以保证食品的安全性。不过,不能仅以毒性大小和安全限值来评判食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对于一些非法添加剂,不管其毒性大小,都不能允许其加入到食品中使用。
“干扰正常的生化过程或生理功能,引起暂时或永久性的病理改变,甚至危及生命”
化学物质对于人体毒性多种多样,根据毒性发挥作用的时间,可以分为急性毒性作用和慢性毒性作用;根据化学物质的毒性效应,可以分为致突变作用、致癌作用和
致畸作用;根据化学物质作用的系统和器官,可以分为系统或靶器官毒性,比如对于循环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肝脏、肾脏、皮肤的毒性作用等。
然而,不管怎么区分,化学物质对机体的损害作用最终都体现在整体功能的影响上,所以研究化学物质的毒性作用时,应该从局部到整体进行综合评价。
瑞士著名医学家帕拉塞尔苏斯在400多年前就说过:“所有物质都是有毒性的,唯独剂量决定了它是不是毒药。”现在医学使用的药物和通常人们所说的毒药间也往往仅存在剂量上的差别,有一些化学物质的药理作用显著,在一定剂量下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毒性作用,于是在药物剂量下被广泛使用;然而,有一些毒性很大的化学物质也会被用于治疗人类疾病,比如治疗肿瘤的化疗药物,这往往是在权衡风险和收益比后做出的决定。
结语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会不断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好在人体内拥有多种代谢酶,才使得我们能够健康的生活下去。科学家一直在进行化学物质的毒理学和药理学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化学物质和生命体的相互作用机制越来越了解,原本有害的毒性物质也有可能成为非常有效的治疗药物来帮助人类攻克疾病。
参考文献
王心如主编,《毒理学基础》,人民卫生出版社,第4版
发送自 gReader
同情是人性的基本原则
道德的基础:借我一双慧眼吧!
http://bit.ly/14a9ZEB
译者jiongcaicai
亚当•斯密(1723-1790)和阿图尔•叔本华(1788-1860)都曾指出,道德的基础并非什么神的旨意或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而是同情、怜悯或慈悲心。这是一种换位思考的能力,或者说是一种能间接感受到别人所经历的那个世界的能力。斯密认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我们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生物。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开头所写到的:“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摘自《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注)叔本华同样认为慈悲确实是道德的起点,但他还坚信找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形而上学理论是必不可少的。他批评了斯密及其朋友兼支持者大卫•休谟,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试图逃避形而上学。
一个人能从多大程度上看到别人眼里的世界呢?一个人如何才能以某种方式分享别人的感受的?鉴于斯密和叔本华都认为小说家常具有捕捉这一现象的能力,而且阅读文学作品是培养理解别人生活境况能力的绝佳的途径,下面这个例子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现象是如何成为可能的。John Fante于1939年在小说《问尘情缘(Ask the Dust)》中有过这么一段描述:青年作家Arturo Bandini居住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洛杉矶,他心仪的姑娘Camilla请他评论一部由他情敌Sammy创作的短篇小说,酒保Sammy和Camilla在同一所酒吧工作,因为肺结核的缘故将不久于人世。吃醋的Arturo心想, “Sammy,你可是落到我手里了!我要把你大卸八块!我要让你生不如死!Sammy小儿,哥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神笔Bandini的笔锋如剑吧!”他给Sammy的短篇小说写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评论,正当他要寄出这篇评论的时候,突然有一股力量制止了他:他突然感觉到了Sammy当前的处境,以及这封信对他造成多大的打击。Arturo开始反思:
一想到这个可怜之人的悲惨命运,便袭来一阵骇人的感觉。我向南方的星空望去,我知道那片星空之下的某个棚屋里有一个跟我一样的男人,他可能会比我更早地被沙漠吞噬,而我手中可以促使其发生。处在南方的圣安娜沙漠,象征着他面对残酷命运叩门声所进行的无谓斗争。凶手还是酒保还是作家都已不重要:他的命运就是大家的命运,他的结局就是我的结局。今夜窗外此城中,还有千千万万跟他和我一样的人,如枯萎的草芥般渺小,以至于个体间的区别根本无法分辨。活着已是异常艰辛,而死亡乃至高终点,Sammy已经接到了死神的传唤。我踌躇在邮筒旁,用头抵着邮筒,为Sammy感到悲伤,为我自己感到悲伤,为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人感到悲伤。原谅我吧,Sammy!请原谅我的愚蠢!我踱回自己的小屋,花了三个小时为他的作品写了我能写出的最好的一篇评论。
究竟是什么让Arturo Bandini改变了他原先的计划?更确切地说,斯密和叔本华会如何评价Bandini的这种道德行为?
休谟在《人性论》(1739年)中表示,同情即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做出相对客观的道德判断。休谟这一论述影响了斯密。此外,休谟还在《人类理解论》(1748年)中表示,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我们为何会对他人抱有仁慈或同情心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就足够了。在寻求原因的不归路上,我们必须在某处停下。”斯密在探究人类这一特质时,似乎也是认同他这位朋友的建议的。他在探讨这一特质时,并没有深究其根本原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加细致地将其发扬光大。斯密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别人的身体或心理状态,但道德个体可以借助想象力、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识别别人经历过的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此时人们认识到别人和自己其实并无二致。
休谟在《人性论》(1739年)中表示,同情即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这种能力让人可以超越自己的视角做出相对客观的道德判断。休谟这一论述影响了斯密。此外,休谟还在《人类理解论》(1748年)中表示,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其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关于我们为何会对他人抱有仁慈或同情心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必要再深究下去了。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是人性的基本原则就足够了。在寻求原因的不归路上,我们必须在某处停下。”斯密在探究人类这一特质时,似乎也是认同他这位朋友的建议的。他在探讨这一特质时,并没有深究其根本原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加细致地将其发扬光大。斯密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我们不能直接感受到别人的身体或心理状态,但道德个体可以借助想象力、并通过自己的经验来识别别人经历过的或者即将经历的事情,此时人们认识到别人和自己其实并无二致。
叔本华深谙英国经验主义,他尤其欣赏的是休谟。叔本华曾经想把休谟关于宗教的著作翻译成德文。叔本华的英国“粉丝”Patrick Bridgewater在他的书中巧妙地展示了叔本华对英国和英国作家钟情的起因。1803年时叔本华只有14岁,这位德国哲学家在一所典型的英国寄宿学校当了三个月的学生。这是他父母在环游世界的途中安排的,主要原因是他母亲无法忍受他喋喋不休的抱怨。尽管叔本华很不喜欢学校里那种浓烈的宗教气氛,但语言天赋极好的他在此学会了英语,并在余生中一直保有英语阅读的习惯。后来他的作品中确实也不时地穿插了一些他从《泰晤士报》中摘录的事例。通过他的老师和他自己如饥似渴的阅读,他开始接触了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并深受其影响。他欣赏休谟、托马斯•佩恩和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等人清晰的思路,以及他们对经验事实刨根问底的态度,并试图在自己作品中对其加以模仿。正是在这段时期他接触到了亚当•斯密的作品,并在他重要作品《论道德的基础》(1837)中对其加以引用。Bridgewater在书中说:“在叔本华版的‘道德情操论’(即《论道德的基础》——译注)中,叔本华用英语写道,斯密道德体系的核心其实是荣誉感,即渴望他人的赞许,更确切的说,这是斯密所认为的道德的基础。叔本华还说:‘从斯密的全部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套非常绅士的道德体系,这只能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可是亲爱的好好先生,这可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很显然,叔本华认为斯密论述的道德体系过于关注教导年轻人如何成为绅士,并学会如何在社会体系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但“荣誉感”这种想在自己所属阶级同胞的眼中显得有价值的渴望,是不足以成为道德准则的基础的。道德的基础一定是一种超越阶级成分的东西。这一点我们也能从斯密自己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这个概念中看出些端倪来。
再回到《问尘情缘》的例子中。按叔本华的观点,斯密可能会认为Bandini之所以选择不将那封抨击信寄给垂死的Sammy,是因为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冷酷无情、麻木不仁的人。整个小说故事中的Bandini确实是想做一名绅士,但这真的是他行此善的原因吗?当他克制自己不寄那封信时,只有天知地知、他知Sammy知。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他不寄信的这个选择,就连他的挚爱Camilla也不例外。既然如此的话,Bandini到底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的决定呢?
斯密对此的回答稍后我会讨论,在此之前还是先说说叔本华自己是如何在《论道德的基础》中讨论道德的基础的。叔本华认为斯密没有充分理解同情心的本质,并在书中对其进行了抨击。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例子:两个男青年Caius和Titus,他们都想谋杀各自的情敌,但到最后一刻都改变了主意。叔本华觉得斯密对此可能会说:他俩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预见到他们的行为并不能引起目击者的同情,但叔本华认为这绝对不是他们做此决定的真正原因。叔本华写道:至于Caius要做出何种解释,读者自己作出决定(处于相同境况的两人,其实是叔本华用来进行对比的。他在Caius所给的理由中套用了费希特、斯密、斯宾诺莎等前人的各种理论,而Titus所给的解释是叔本华自己指定的,以此说明前人理论的荒谬之处——译注),但Titus会说 “真要做准备去杀人的时候,在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已不是自己对那姑娘的激情,而是那个情敌。这时候,我才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他现在将要遭遇到什么样的厄运。此时,同情和怜悯袭上心头,他的遭遇让我感到难过,我实在不忍心做出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做不出来。(摘自《叔本华论道德与自由》,韦启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一版),173页——译注)”叔本华认为这种“(别人之)感(如)同(自己亲)身(感)受”的同情心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是一种纯粹的动机,并不被想在别人眼中表现得比较善良的心理所影响,而是一种将别人的痛苦和自己联系起来的纽带。在叔本华看来,Bandini打破了人我隔阂的幻象,看到了Sammy作为自己的同类和自己之间的那个更为基本的纽带。叔本华斥责斯密和休谟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致使他们止步于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探索。正如Julian Young在《叔本华》这本传记中写道:“我认为善良的休谟之所以没有对其深究下去,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人的本性使人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休谟只是对人性的展现进行罗列罢了。而叔本华认为,由于人类的认知角度天生受到自我意识的局限,利他行为便表现出一种(尼采所谓的超人那样)超越凡人境况的感觉,这与我们惊叹于艺术天才是一个道理。这种东西才是我们需要给予解释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叔本华跟他钟爱的英国经验主义家们分道扬镳了。不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会对这种形而上学推论有所怀疑,尤其是叔本华所说的,利他行为是一种“与其他神秘主义核心内容同根同源”的“实践神秘主义”。叔本华认为慈悲心即道德之奥秘。而斯密则可能满足于将其视为通过培养想象力和他所谓的观察人生而发展出的社会纽带。正如Glenn Morrow在《亚当•斯密的伦理学和经济学理论》(1969年)一书中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认同斯密和休谟所谓的适合人类社会法则的同情心的话,公正旁观者这个概念作为拟人化了的同情心,很显然是与良好的社会秩序紧密相关的。这种天然的或理性的同情心,可以使人类在同一个社会中更好地相处;公正旁观者作为这种同情心的具体表现,是社会福祉的守护者。”斯密所谓的道德情操,是从身处于人类社会、同拥有不同背景和爱好的人相处,以及人们试图解释所处世界的过程中发源的。因此我们也想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以及别人是如何评价我们所作所为的。Bandini对垂死的Sammy施以的同情,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俩其实同在一个大舞台上,同为人类社会的一份子。但是,正如叔本华尖锐地指出,这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绅士化的道德体系,道德的基础并不仅仅是这种由于自己身处社会才故作的绅士风度。Bandini真的是因为突然领悟到了人类的共同命运才表现出了自己崇高的那一面。
斯密和叔本华都赞赏艺术家们拥有的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生活中的特殊能力,也许关于这种道德立场最好的表达莫过于斯密的苏格兰老乡,诗人罗伯特•彭斯了。Ian Simpson Ross在斯密的传记《亚当•斯密的一生》(1995年)中表示,彭斯曾读过《道德情操论》:“罗伯特•彭斯在1783年的时候应该读过斯密这部著作的第一版,可能是他父亲的藏书……因此他在苏格兰某教会看到一只趴在时髦女士软帽上的虱子才会引发如此的思考”:
啊,但愿上天给我们一种本领,
能象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
那就会免去许多蠢事情,
也不会胡思乱猜,
什么装饰和姿势会抬高身份,
甚至受到膜拜!
《致虱子》(摘自《彭斯诗选》,王佐良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也许Bandini正要寄信的那一瞬间,是因为突然看到了别人眼中的自己才悬崖勒马的。不过问题依然存在:这种慧眼是从何而来的?
© Dr Timothy J. Madigan 2013
© Chinese version translated by Jiongcaicai
西历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囧才才译于大不列颠雪埠阿慈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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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画皮:令人难以置信的人脸移植, http://bit.ly/1bMxd5d (来自Easy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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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塞甘.格拉辛走在医院里白色无菌的走廊上时,他想起了著名禅师柯赞.伊奇基尧去世前写下的诗句:
我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赤着脚离去,
我来了,我去了——
两件简单的事情
纠结在了一起。
塞甘在神经科里许多相同房间的一扇门前停下脚步,门上只标有一个号码。他心里仔细想着那几句诗句,让那些词语混合在一起,倾听着它们的韵律,然后又重新组合起来。他感觉有点累但还没有到精疲力尽的地步,他从这家医院下班的时间就快到了。他整理了一下他那深色的大褂,用手摸了摸他那剃得光光的头顶,然后扶了扶眼镜。
当他走进房间时闻到了花香,城市的夜间灯光从窗外照进房间。57岁的克里奥(这是医院病历卡上的名字)头上扎着绷带,她伸出手来迎接他。她那深色的长头发当中已经夹杂着白发,她坐起在她的病床上。
“你是佛教居士吗?我正在等你呢,”她说,“请坐下,你有时间吗?”
“当然,”塞甘说,他在她身边坐下。“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感觉怎样?”
有一天克里奥在洗衣服时癫痫发作住进了医院。几星期后做的一次活体检查发现她患了恶性胶质瘤,这种一种快速扩张的恶性脑癌。外科医生做出的预测直截了当:她最多还能活三个月。医生要她赶紧去做手术,接下来再做术后的化疗。医生说,如果这样她也许可以多活九个月到一年,但最终还是死于癌症。克里奥解释说尽管开始时她想顺其自然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但她感到为了她87岁的老母亲她还是该去做手术,母亲在得知她的情况后已经急坏了。
塞甘仔细地倾听着克里奥的诉说。
“我能向你提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吗?”塞甘说,“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这是在缓慢并稳步地进入对病人的临终关怀时提出的问题。在纽约主流的教学医院里,塞格是跨科室舒缓关怀团队的成员,他参与到了人们将医疗保健变得更加整体化的努力当中——他们认为治疗对象是完整的人而不应该仅仅去关注他们的病痛。他在纽约禅宗冥思护理中心接受过居士培训,他的工作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并帮助病人区分出个人目标和价值观方面的轻重缓急。
“我会见病弱的人们,他们身处在危机当中,”塞甘解释说,“我以某种方式陪同他们走过这一段旅程——并没有很多治疗,而是倾听,提出建议,或者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力量和恐惧,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和生活的意义等。”
舒缓关怀团队试图向这个信奉积极医疗干预的世界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治疗病人并不一定只意味着救人性命。“我们越来越拒绝承认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方面,包括死亡在内。”塞甘指出,“人们想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想要被倾听被理解。但许多时候我们在医疗机构里看到的是医患之间的沟通不畅。”
舒缓关怀护理师凯西.蒙多涅多争辩说,有部分问题在于医生把病人的死亡看作是医疗的失败,他们把延长生命看得比生命的质量和舒适度更加重要,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也折射到了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身上。“并不是说医生不怀好意,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也不想让人看到他们放弃对病人的治疗,但积极干预并非总是最好的选择。”她说,“把真实的病情告诉病人很重要,这样他们可以有时间来进行一些艰难的谈话,也可以从容地为自己安排好后事。”
但面对死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舒缓医疗杂志报道,在2010年只有大约20%患有绝症的老年病人把他们的遗愿记录在医疗报告中。许多令人伤心的临终遗愿被转交给了他们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家人往往感到生离死别的痛苦,于是要求医院进行干预治疗以挽救病人的生命。结果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表达了愿意在家里安详离世的愿望,CAPC(舒缓关怀中心)的统计表明,仍有大约80%的死亡发生在医院里和重症监护室里。
当病人患有绝症时,有许多医生并没有要求舒缓关怀团队的加入,他们担心病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但是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接受过临终关怀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在体验到了跨科室舒缓关怀的好处后,觉得本应该更早一些让自己知道真实的病情。
当83岁的露丝被确诊患有胰腺癌后,她说她觉得自己被击倒了。“像是直接打在我的心上,”她回忆道。在开始的震惊消退后,她有了一种可怕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的儿子在五年前患有同样的疾病去世。
他们的家在洛克威。阳光照进他们的前屋,露丝的丈夫乔尔正在帮助她服用镇痛药,在一份打印得很清楚的日程表上有每天的安排。乔尔告诉她再过几个小时她还要服一次药。咖啡桌上堆着好几本相册,在一大束稍显枯萎的鲜花边放着一盆新鲜的水果,鲜花是他儿子的合伙人为纪念他55岁冥诞送的。“我不想把花扔掉,”露丝微笑着说。
她的身材纤瘦,她调整了一下自己坐在那张黄色大扶手椅里的坐姿,阳光照到了她定制的银色鞋子上。“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斗不过老天爷的,”她说,“但我想让自己舒服一点,不想吃许多苦头,我想要的就是这些。当我不疼的时候我起床穿好衣服,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停了一下,朝那扇白色窗框的大窗外面张望。“我想尽量离医院远一些。”
在舒缓关怀团队的帮助下,解决身体上的疼痛,恶心和疲劳成为露丝治疗的重点。药方是根据她的病情特别制定的,还会随着病症的变化做出调整,这样使得她可以尽量延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大多数医生只能做出诊断然后开药方,他们没有时间或专业知识来和你一起做试验。舒缓关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她低头看着自己合在一起的手,“我儿子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治疗,他一直备受疼痛的煎熬。”
露丝很准确地描述着她的新生活方式。她和乔尔只做每天的计划,并不预先安排任何事情,他们现在的重点是质量而不是数量。生活变得更直接了,根源就在当下。他们享受着日常生活的快乐如与朋友通电话,看报纸等。“我想要知道我有我的家,”露丝说,“我的家人是爱我的,我生活在有意义的事物中。”
在她的四周,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画和他们多年来在国外度假旅行时拍的照片。房间里摆放着装在镜框里的照片和成堆的书籍,还有精致的小饰物。“有许多人不知道有舒缓关怀这回事情,”露丝说,“这是医学的一项重要进步,我能享受到它很幸运。”
在过去六年里,舒缓关怀是增长最快的医疗实践之一,越来越被病人,医生和医院所广泛接受。舒缓关怀团队的人数翻了倍,有许多新的医疗机构加入进来。据CAPC的报告在超过50张病床的医院中有63%有舒缓关怀的团队。研究还表明通过把全美国的舒缓关怀项目整合起来,医院每年能节约60亿美元的成本。
但舒缓关怀也不是到处受欢迎的——有人认为把舒缓关怀作为一种专业使已经错综复杂的医疗体系变得更加混乱。在今年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导的一项研究中,蒂莫西.奎尔医生和艾米.阿伯纳西医生担心随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舒缓关怀是一个专业领域这样一种观点,会促使对病人的治疗变得更加碎片化。这两位作者提出,主治临床医生和专家可能开始认为对于危重病人的基本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支持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在目前跨科室舒缓关怀团队的人数还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美国的医院里,对于医生和专业人员进行舒缓关怀的教育也引发了争论。“对于舒缓关怀和临终护理最常见的误区是认为它们会加速死亡的进程,但这是错误的。”舒缓关怀医疗专家克雷格.布兰德曼说,“舒缓关怀涉及到对病人对症下药,并按照病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来量身定制治疗方案,不管病人的价值观是什么。”确实,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患有绝症的病人在早期接受了舒缓关怀治疗后会减少压抑感和提高生活质量,比起接受“延长生命”治疗甚至只是标准治疗的病人来,他们的存活时间也更长。
“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存在于目前的医学词汇中,”资深舒缓关怀社工法兰.海勒说,在病人病危期间她与病人家属密切配合工作。她认为医生、护士和社工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去谈论死亡过程。“最常见的是医生把它说成是撤走护理,”她摇着头说,“我们从不撤走护理,我们只撤走治疗。”
塞甘认为对于临终关怀态度的转变需要从医疗实践的根源处开始,要教会临床医生懂得更加深思熟虑的医疗方法。“现在医生受到的教育是要谨慎和置身事外,”他说,“我听到许多年轻医生在谈及病人时仅涉及病情的发展,他们完全罔顾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谈论的是一个人。”
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日益增加的临终治疗费用压力更加剧了死亡带来的痛楚。大约有25%医疗保险资金被用于临终治疗,但由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保险受益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平均还要为过度治疗支付38688美元——在充满悲痛焦虑的时刻这常常是一笔高得令人咋舌的费用。
塞甘说,从临终过程中能够看出,病人体验到的痛苦可以有许多种表现形式。佛教居士在学习过程中得知不要把对病人身体的治疗与精神安慰分开来,要把两者看成是互相依赖共同存在的力量。就像评估现时情况一样,在为将来的旅程做准备时也需要回顾过去。在塞甘倾听病人叙述的时候,他帮助他们识别那些他们想要治愈的痛楚,并且设法把这些痛楚抛开,或者只是留待身后。他让病人说出想法,感觉和反思,鼓励病人去探究和提出问题。
“有时看一件事情最直接的方法是变换一个角度,”他说,“病痛能剥夺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被剥夺时焦虑、恐惧、隔离、孤独这些感觉就产生了。”他指出作为一名佛教居士他的目的不是下命令开药方,而是帮助病人找到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力量——最终达到他们自己帮助自己的目的。“假如我的帮助能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他们说的话有人倾听,他们的痛苦有人理解,我想我的工作就成功了。”他说。
在医院里的肿瘤科病房里,74岁的乌苏拉(医院病历卡上的名字)把她灰色的毛衣裹紧在身上。她坐在浆洗过的白色医院床单上,一页页地翻看一本相册,她的眼光留驻在一张张照片上。在她的肺癌第二次发作时她又得了收缩性肺炎,这使得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但使她心情沉重的并不是持续经受的身体疼痛和呼吸急促。多次化疗已经使她脸色苍白虚弱不堪,但是当塞甘坐到她床边时她的声音充满能量和亢奋。
“每天晚上总是在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开始左思右想,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乌苏拉说。
“想些什么呢?”塞甘问,他注意到她的焦虑增加了。
“我不能原谅自己不知情,”她吞吞吐吐地说。
塞甘等了片刻等她把话说下去。
“你在说什么呢?”他问道。
她把目光转向窗户。“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受到虐待,就在我鼻子底下。是我让他们下去的,我在做我的事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流下了眼泪,她诉说着她的后夫给她家人带来的伤害,她为此感到怒火中烧。她说她很高兴这个男人在痛苦中死去,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塞甘鼓励她去探究自己的感受,“你感到愤怒完全有道理,是什么让你感到害怕….当你把愤怒藏在心里会发生什么?”她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言辞,回忆和后悔等喷涌而出。当她停下歇一口气的时候塞甘把话题转到了她的孩子身上。她的床头柜上放满了各种问候卡片和鲜花,这是她的孩子当天早些时候来看她时送来的。卡片整齐地摆放在她身边,上面是手写的表达爱和支持的词语。
“多给我讲讲你的孩子吧。他们原谅你了,你的感觉怎样呢?”塞甘问道。
她说起了她的三个孩子,她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当中有两个已经成了家,她很喜欢自己的孙辈。“我很幸运有人爱我,我的孩子回到我的生活当中来我感到很感激。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现在我正在设法弥补,”她擦着泪水说。
她给塞甘看一本孩子们为她制作的相册,里面全是他们四人一起去度假看动物时拍的照片。“我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她说,“我感觉自己和它们是相通的。”
塞甘继续说道,“你是否能想象你的感觉,尤其是你的愤怒,这些感觉像野兽一样是你自身的一部分。你以后会对动物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乌苏拉想了片刻,把手从照片上掠过,“我会尊重它们,不再害怕,接受它们,无论它们是怎样的。”她慢慢地回答说。
塞甘坚信这就是对死亡本身的思考——死亡是生命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一个独特故事的终结。”他说,他坐在他的医院办公室里。他见到过有些病人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他们在家人的爱和关怀的包围之中;他也见到过孤独不幸的结局,有些人拒绝面对死亡,有些人拼命苟延残喘,也有些人欢迎死亡的来到。“我想假如有人问我们怎样才是好死,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他低声说道。
塞甘用日落的比喻来说明难以捉摸的死亡质量。据他的观察在死亡来临时一切都提升和强化了,情感思绪和恐惧都浮上了表面。“在日落时分色彩更丰富,也更具有戏剧性,”他说,“但有时事情也变得很简单,有阴沉或迷雾的天气,或被乌云遮盖。”
总而言之,塞甘相信死亡应该是一件有尊严并得到尊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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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史 军
在百花丛中,红色的花朵总是最打眼的。红色的花朵不仅引得蜂蝶纷至沓来,还在人的眼球上留上醒目的印记,在众多红花之中罂粟的红色,那种震撼人视觉和心灵的美感。如此特别的花朵,宫崎骏先生自然是不会漏过了,在《借东西的小人》中,两位主人公分别前的那场戏中,小不点阿莉埃蒂送来了一朵红色的花朵,咋一看那不就是罂粟花吗?
像小碗一样的花冠让罂粟花显得颇为特别。实际上,以罂粟为代表罂粟科植物有一个更明显,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果子散播种子的特殊方式——孔裂。一般来说,像豌豆,油菜之类的果实在成熟之后,就会整个炸裂开来,将种子一股脑儿地散出去。罂粟科植物却并非如此,他们成熟之后会在果实的顶端打开一个个小孔,让种子从这里逃离。
在亚洲北部分布着三种形态相仿的罂粟科罂粟属植物,分别是冰岛罂粟,罂粟和虞美人。它们的名字里面都有罂粟,并且花朵也异常相像。冰岛罂粟的植株形态完全不同于其他两者。冰岛罂粟的叶子好像都是从土里直接冒出来的。而罂粟和虞美人漂亮伸长的茎杆上也长着叶子。至于这两者最明显的区别还在雄蕊上,前者的花丝是白色的,而后者是紫红色的。这样看来,阿莉埃蒂送来的应该是朵冰岛罂粟了。
真正的罂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人们为什么对罂粟抱有敌意呢?
毫无疑问,罂粟花是美丽的,足以让生人第一眼就把它们从众多花草中辨识出来。其实,罂粟的兄弟姐妹并不少,全球有100多种罂粟属的植物。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展示自己特例独行的形象,在纸条上伸展的羽毛般叶片,火红色的如丝绒般的花瓣,再加上一个犹如装盖子的鸡蛋的特别果实,这一切都让罂粟有了自己的身份象征。
人类当初亲近罂粟,也许就是受到了这些妖艳炽烈的花瓣的吸引。不管怎样,人类同罂粟接触的历史,几乎同人类自身的历史一样长。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的生活遗迹上,就已经出现罂粟的痕迹。
最开始,人类未必就是冲着鸦片去接近罂粟的。要知道,罂粟可以提供的远不止这些,它们的种子里面有丰富的油脂,据说在一粒饱满的罂粟种子中,挤满了占总重量50%的油脂。不过,提供食用油并不是罂粟的强项,毕竟种子的总量太小了。没过多久,餐桌上的罂粟就被芝麻、油菜抢了饭碗。
当然,罂粟没有就此淡出人类的视线。谁也想不到,本该是保护种子而生的鸦片,成为了全新产品。3000多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已经懂得在一天的劳作之后,煮上一壶罂粟茶,让一天的疲惫融化在这种“欢乐草”的茶汤之中。不久之后,亚述人发现只要将没有成熟的果实轻轻切开,白色的乳汁就会从切口处涌出,在乳汁干燥之久,就成了效力强劲的黑色鸦片。
大概在20年前,我见过一次真正的鸦片。那时,姥爷的偏头痛久治不愈。姥姥不知从哪里搞来一粒豌豆大小黑球。每次抠下小小的一块放在酒里,让姥爷喝下。之后,把小黑球放在我们难以触及的橱柜里面。现在想来,那小黑球大概就是生鸦片。
这种鸦片兑酒的方子,曾经一度是医生手中的灵丹妙药。在17世纪60年代,医生是这样看待鸦片酒的,“神奇的鸦片竟可抚慰灵魂;鸦片不是药,却可以防治百病”。当时的医生认为,鸦片可以镇痛、解热、治疗腹泻、吐血、呼吸困难……简直就是灵丹妙药。后来甚至出现了标准的鸦片酒配方:在0.5升雪利酒中放入2盎司鸦片,1盎司藏红花加上少许的肉桂和丁香。这种鸦片酒一度成为药房中的重要药物。
而鸦片影响又不仅止于此,彼时,文艺界甚至掀起了靠鸦片找灵感的热潮。据说,狄更斯、拜伦、雪莱都将鸦片当做写作时的兴奋剂。柯林斯在写作之前都要干掉一大勺鸦片酒。鸦片的刺激,激发出另类的文学作品,甚至催生了“浪漫派”文学。但很快,鸦片就成了人们的娱乐工具。在1880年的伦敦烟馆里,到处是吸鸦片烟的客人,因为这种消遣甚至比喝劣质的威士忌都便宜。
当然,鸦片带来的并不总是欢乐,包括那场靠鸦片发动的战争。但是,鸦片战争仅仅是罂粟展示黑暗面的开始。很快就有人发现,对鸦片产生的依赖是持久而邪恶的。为了剪断这种依赖关系,德国科学家Serturner鼓捣出了纯粹的镇痛成分——吗啡。谁知道,这种成分会让人成瘾,那些在战场上被吗啡救活的重伤员,在战后几乎都患上吗啡依赖症。这样的成瘾,算得上是悲剧中的悲剧。为了克服吗啡的这种弊病,德国科学家又对吗啡的分子结构进行了小修小补,结果造出举世闻名的海洛因。至此,罂粟的黑色一面展露无疑。
不过,时至今日,吗啡仍然作为重要的止疼剂,在医院里救死扶伤,而罂粟的恶名确实越来越重,毒草的恶名已是无法洗刷。可是,我们细想一下,驾驶汽车能发生车祸,那我们能把所有的惨剧责任都推在汽车身上么?是善是恶,都是人的一念之差。植物本无善恶,物尽其用才是自然知道。
舒缓关怀——让人在离开这个世界时更有尊严
http://bit.ly/18HaScR
译者sunset123
当塞甘.格拉辛走在医院里白色无菌的走廊上时,他想起了著名禅师柯赞.伊奇基尧去世前写下的诗句:
我空着手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赤着脚离去,
我来了,我去了——
两件简单的事情
纠结在了一起。
塞甘在神经科里许多相同房间的一扇门前停下脚步,门上只标有一个号码。他心里仔细想着那几句诗句,让那些词语混合在一起,倾听着它们的韵律,然后又重新组合起来。他感觉有点累但还没有到精疲力尽的地步,他从这家医院下班的时间就快到了。他整理了一下他那深色的大褂,用手摸了摸他那剃得光光的头顶,然后扶了扶眼镜。
当他走进房间时闻到了花香,城市的夜间灯光从窗外照进房间。57岁的克里奥(这是医院病历卡上的名字)头上扎着绷带,她伸出手来迎接他。她那深色的长头发当中已经夹杂着白发,她坐起在她的病床上。
“你是佛教居士吗?我正在等你呢,”她说,“请坐下,你有时间吗?”
“当然,”塞甘说,他在她身边坐下。“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你现在感觉怎样?”
有一天克里奥在洗衣服时癫痫发作住进了医院。几星期后做的一次活体检查发现她患了恶性胶质瘤,这种一种快速扩张的恶性脑癌。外科医生做出的预测直截了当:她最多还能活三个月。医生要她赶紧去做手术,接下来再做术后的化疗。医生说,如果这样她也许可以多活九个月到一年,但最终还是死于癌症。克里奥解释说尽管开始时她想顺其自然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但她感到为了她87岁的老母亲她还是该去做手术,母亲在得知她的情况后已经急坏了。
塞甘仔细地倾听着克里奥的诉说。
“我能向你提一个有点挑战性的问题吗?”塞甘说,“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这是在缓慢并稳步地进入对病人的临终关怀时提出的问题。在纽约主流的教学医院里,塞格是跨科室舒缓关怀团队的成员,他参与到了人们将医疗保健变得更加整体化的努力当中——他们认为治疗对象是完整的人而不应该仅仅去关注他们的病痛。他在纽约禅宗冥思护理中心接受过居士培训,他的工作是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并帮助病人区分出个人目标和价值观方面的轻重缓急。
“我会见病弱的人们,他们身处在危机当中,”塞甘解释说,“我以某种方式陪同他们走过这一段旅程——并没有很多治疗,而是倾听,提出建议,或者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力量和恐惧,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和生活的意义等。”
舒缓关怀团队试图向这个信奉积极医疗干预的世界传达的信息很简单:治疗病人并不一定只意味着救人性命。“我们越来越拒绝承认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重要方面,包括死亡在内。”塞甘指出,“人们想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想要被倾听被理解。但许多时候我们在医疗机构里看到的是医患之间的沟通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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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缓关怀护理师凯西.蒙多涅多争辩说,有部分问题在于医生把病人的死亡看作是医疗的失败,他们把延长生命看得比生命的质量和舒适度更加重要,这样一种心理状态也折射到了病人和病人家属的身上。“并不是说医生不怀好意,他们只是不知道该怎样来对待这个问题,也不想让人看到他们放弃对病人的治疗,但积极干预并非总是最好的选择。”她说,“把真实的病情告诉病人很重要,这样他们可以有时间来进行一些艰难的谈话,也可以从容地为自己安排好后事。”
但面对死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舒缓医疗杂志报道,在2010年只有大约20%患有绝症的老年病人把他们的遗愿记录在医疗报告中。许多令人伤心的临终遗愿被转交给了他们的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家人往往感到生离死别的痛苦,于是要求医院进行干预治疗以挽救病人的生命。结果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表达了愿意在家里安详离世的愿望,CAPC(舒缓关怀中心)的统计表明,仍有大约80%的死亡发生在医院里和重症监护室里。
当病人患有绝症时,有许多医生并没有要求舒缓关怀团队的加入,他们担心病人会觉得自己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但是无论是在医院里还是在家里接受过临终关怀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在体验到了跨科室舒缓关怀的好处后,觉得本应该更早一些让自己知道真实的病情。
当83岁的露丝被确诊患有胰腺癌后,她说她觉得自己被击倒了。“像是直接打在我的心上,”她回忆道。在开始的震惊消退后,她有了一种可怕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她的儿子在五年前患有同样的疾病去世。
他们的家在洛克威。阳光照进他们的前屋,露丝的丈夫乔尔正在帮助她服用镇痛药,在一份打印得很清楚的日程表上有每天的安排。乔尔告诉她再过几个小时她还要服一次药。咖啡桌上堆着好几本相册,在一大束稍显枯萎的鲜花边放着一盆新鲜的水果,鲜花是他儿子的合伙人为纪念他55岁冥诞送的。“我不想把花扔掉,”露丝微笑着说。
她的身材纤瘦,她调整了一下自己坐在那张黄色大扶手椅里的坐姿,阳光照到了她定制的银色鞋子上。“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知道自己是斗不过老天爷的,”她说,“但我想让自己舒服一点,不想吃许多苦头,我想要的就是这些。当我不疼的时候我起床穿好衣服,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她停了一下,朝那扇白色窗框的大窗外面张望。“我想尽量离医院远一些。”
在舒缓关怀团队的帮助下,解决身体上的疼痛,恶心和疲劳成为露丝治疗的重点。药方是根据她的病情特别制定的,还会随着病症的变化做出调整,这样使得她可以尽量延续自己的日常生活。“大多数医生只能做出诊断然后开药方,他们没有时间或专业知识来和你一起做试验。舒缓关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她低头看着自己合在一起的手,“我儿子没有享受到这样的治疗,他一直备受疼痛的煎熬。”
露丝很准确地描述着她的新生活方式。她和乔尔只做每天的计划,并不预先安排任何事情,他们现在的重点是质量而不是数量。生活变得更直接了,根源就在当下。他们享受着日常生活的快乐如与朋友通电话,看报纸等。“我想要知道我有我的家,”露丝说,“我的家人是爱我的,我生活在有意义的事物中。”
在她的四周,起居室的墙上挂着画和他们多年来在国外度假旅行时拍的照片。房间里摆放着装在镜框里的照片和成堆的书籍,还有精致的小饰物。“有许多人不知道有舒缓关怀这回事情,”露丝说,“这是医学的一项重要进步,我能享受到它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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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六年里,舒缓关怀是增长最快的医疗实践之一,越来越被病人,医生和医院所广泛接受。舒缓关怀团队的人数翻了倍,有许多新的医疗机构加入进来。据CAPC的报告在超过50张病床的医院中有63%有舒缓关怀的团队。研究还表明通过把全美国的舒缓关怀项目整合起来,医院每年能节约60亿美元的成本。
但舒缓关怀也不是到处受欢迎的——有人认为把舒缓关怀作为一种专业使已经错综复杂的医疗体系变得更加混乱。在今年由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导的一项研究中,蒂莫西.奎尔医生和艾米.阿伯纳西医生担心随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舒缓关怀是一个专业领域这样一种观点,会促使对病人的治疗变得更加碎片化。这两位作者提出,主治临床医生和专家可能开始认为对于危重病人的基本心理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支持不属于他们的职责范围——在目前跨科室舒缓关怀团队的人数还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情况下,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在美国的医院里,对于医生和专业人员进行舒缓关怀的教育也引发了争论。“对于舒缓关怀和临终护理最常见的误区是认为它们会加速死亡的进程,但这是错误的。”舒缓关怀医疗专家克雷格.布兰德曼说,“舒缓关怀涉及到对病人对症下药,并按照病人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来量身定制治疗方案,不管病人的价值观是什么。”确实,根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10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患有绝症的病人在早期接受了舒缓关怀治疗后会减少压抑感和提高生活质量,比起接受“延长生命”治疗甚至只是标准治疗的病人来,他们的存活时间也更长。
“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存在于目前的医学词汇中,”资深舒缓关怀社工法兰.海勒说,在病人病危期间她与病人家属密切配合工作。她认为医生、护士和社工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去谈论死亡过程。“最常见的是医生把它说成是撤走护理,”她摇着头说,“我们从不撤走护理,我们只撤走治疗。”
塞甘认为对于临终关怀态度的转变需要从医疗实践的根源处开始,要教会临床医生懂得更加深思熟虑的医疗方法。“现在医生受到的教育是要谨慎和置身事外,”他说,“我听到许多年轻医生在谈及病人时仅涉及病情的发展,他们完全罔顾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谈论的是一个人。”
对于病人和家属来说,日益增加的临终治疗费用压力更加剧了死亡带来的痛楚。大约有25%医疗保险资金被用于临终治疗,但由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保险受益人在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五年平均还要为过度治疗支付38688美元——在充满悲痛焦虑的时刻这常常是一笔高得令人咋舌的费用。
塞甘说,从临终过程中能够看出,病人体验到的痛苦可以有许多种表现形式。佛教居士在学习过程中得知不要把对病人身体的治疗与精神安慰分开来,要把两者看成是互相依赖共同存在的力量。就像评估现时情况一样,在为将来的旅程做准备时也需要回顾过去。在塞甘倾听病人叙述的时候,他帮助他们识别那些他们想要治愈的痛楚,并且设法把这些痛楚抛开,或者只是留待身后。他让病人说出想法,感觉和反思,鼓励病人去探究和提出问题。
“有时看一件事情最直接的方法是变换一个角度,”他说,“病痛能剥夺我们的一切,当我们被剥夺时焦虑、恐惧、隔离、孤独这些感觉就产生了。”他指出作为一名佛教居士他的目的不是下命令开药方,而是帮助病人找到自己的精神和心理力量——最终达到他们自己帮助自己的目的。“假如我的帮助能使他们感觉到自己并不孤单,他们说的话有人倾听,他们的痛苦有人理解,我想我的工作就成功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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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的肿瘤科病房里,74岁的乌苏拉(医院病历卡上的名字)把她灰色的毛衣裹紧在身上。她坐在浆洗过的白色医院床单上,一页页地翻看一本相册,她的眼光留驻在一张张照片上。在她的肺癌第二次发作时她又得了收缩性肺炎,这使得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但使她心情沉重的并不是持续经受的身体疼痛和呼吸急促。多次化疗已经使她脸色苍白虚弱不堪,但是当塞甘坐到她床边时她的声音充满能量和亢奋。
“每天晚上总是在这个时候我脑子里开始左思右想,然后我就睡不着觉。”乌苏拉说。
“想些什么呢?”塞甘问,他注意到她的焦虑增加了。
“我不能原谅自己不知情,”她吞吞吐吐地说。
塞甘等了片刻等她把话说下去。
“你在说什么呢?”他问道。
她把目光转向窗户。“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受到虐待,就在我鼻子底下。是我让他们下去的,我在做我的事情,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流下了眼泪,她诉说着她的后夫给她家人带来的伤害,她为此感到怒火中烧。她说她很高兴这个男人在痛苦中死去,她永远不会原谅他。塞甘鼓励她去探究自己的感受,“你感到愤怒完全有道理,是什么让你感到害怕….当你把愤怒藏在心里会发生什么?”她很快就回答了这个问题,言辞,回忆和后悔等喷涌而出。当她停下歇一口气的时候塞甘把话题转到了她的孩子身上。她的床头柜上放满了各种问候卡片和鲜花,这是她的孩子当天早些时候来看她时送来的。卡片整齐地摆放在她身边,上面是手写的表达爱和支持的词语。
“多给我讲讲你的孩子吧。他们原谅你了,你的感觉怎样呢?”塞甘问道。
她说起了她的三个孩子,她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当中有两个已经成了家,她很喜欢自己的孙辈。“我很幸运有人爱我,我的孩子回到我的生活当中来我感到很感激。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现在我正在设法弥补,”她擦着泪水说。
她给塞甘看一本孩子们为她制作的相册,里面全是他们四人一起去度假看动物时拍的照片。“我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她说,“我感觉自己和它们是相通的。”
塞甘继续说道,“你是否能想象你的感觉,尤其是你的愤怒,这些感觉像野兽一样是你自身的一部分。你以后会对动物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乌苏拉想了片刻,把手从照片上掠过,“我会尊重它们,不再害怕,接受它们,无论它们是怎样的。”她慢慢地回答说。
塞甘坚信这就是对死亡本身的思考——死亡是生命自然过程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不一样,都是一个独特故事的终结。”他说,他坐在他的医院办公室里。他见到过有些病人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面对死亡,他们在家人的爱和关怀的包围之中;他也见到过孤独不幸的结局,有些人拒绝面对死亡,有些人拼命苟延残喘,也有些人欢迎死亡的来到。“我想假如有人问我们怎样才是好死,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他低声说道。
塞甘用日落的比喻来说明难以捉摸的死亡质量。据他的观察在死亡来临时一切都提升和强化了,情感思绪和恐惧都浮上了表面。“在日落时分色彩更丰富,也更具有戏剧性,”他说,“但有时事情也变得很简单,有阴沉或迷雾的天气,或被乌云遮盖。”
总而言之,塞甘相信死亡应该是一件有尊严并得到尊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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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zergback
[编者按:本文无剧透]
HBO的火剧《权力的游戏》这个周日结束了它的第三季,本季让该剧的爱好者为其迅速缩小的演员阵容而担心。该剧基于George R.R. Martin错综复杂的幻想系列丛书——《冰与火之歌》,为所有类型的评论提供了灵感。并且由于其复杂的、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角色引来了众多的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分析,同样的,在书中还能发现一些重要的经济观念。
马丁的故事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从不具备任何经济体系到货币和公共财政。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及访谈中),我们已经谈论过后者这些问题,解释过维斯特洛大陆的统治者们如何求助于这些解决公共财政问题的传统方法:征税,借款和通胀。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谈论一下该系列中的一些其他的经济含义,尤其是关于社会秩序、和平合作、贸易和货币在社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Franz Oppenheimer极好地区分了有组织的社会中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前者涉及财富的强制再分配;但财富归根结底是由经济手段创造的,包括:和平的生产、贸易和交换。(1926, pp. 24-27).
在《冰与火之歌》中,这些区别表现的很明显。举例来说,多斯拉克和铁种这两个差异巨大的民族,就是关于政治手段的明显的例子。这两个民族都是自己生产极少的产品或压根就不从事生产,而代之以强取和掠夺。一个完美的例证就是葛雷乔伊家族的箴言:强取胜于苦耕。其言外之意无疑是:铁群岛人只强取其他人苦耕的果实。葛雷乔伊的箴言是铁群岛非常恰当的描述,这在根本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制度,生存依赖于对生产性民众的掠夺。
但是,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区别也表现在更为细微的地方。显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是不同的,成功的标准也是不同的,甚至在王国的相对和平的区域也是如此,那里的治安仍然良好,剥削也并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在丹尼莉丝·坦格利安与其伙伴乔拉·莫尔蒙爵士的谈话中,马丁揭露了事情的本质。丹尼莉丝认为她的家族曾经统治过的七大王国会起义拥护她哥哥对于铁王座的主张。她说道:“可老百姓们还是等着他。伊利里欧总督说他们正忙着缝制真龙旗帜,祈祷韦赛里斯早日率军渡海解放他们。”她得到的回答很简单,但是富有见地:
“老百姓祈祷的是风调雨顺、子女健康,以及永不结束的夏日。”乔拉爵士告诉她,“只要他们能安居乐业,王公贵族要怎么玩权力游戏都没关系。”他耸耸肩。“只是他们从来没能如愿。”
本质上就是一种抢劫的政治理念在《冰与火之歌》中很常见。在其他的章节中,戴佛斯·席渥斯回忆起他的朋友和水手同伴萨拉多·桑恩的职业生涯:“里斯人自己也走私,同时他也经商、放贷,还是个恶名昭彰的海盗,自诩为狭海亲王”,戴佛斯自己给出了一个结论:“海盗只要有钱有势,照样被捧为亲王。”
除了讨论政府的真髓外,冰火系列中还包括其他的经济概念。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叙事中对于货币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尤其是,故事的展开给出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简况,与不同文化对于经济活动和货币的认识紧密相关。
明显的例子是多斯拉克马王,游荡在东方大陆上松散的战斗部落。多斯拉克人从不贸易,他们最接近于和平的社会活动的是某种模糊的礼物互换制度。因此,他们不使用货币,他们的文化完全反映了这点。
缺乏一种间接交换的体系,使得他们不能发展资本货物,而只是依赖于重新分配战利品以维持生存。他们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缺乏生产和贸易的能力(或意愿)。一个事实是,维斯多斯拉克城唯一的永久性建筑物是由外来的奴隶使用掠夺来的材料建造的。复杂社会的缺失,可以归因于他们拒绝发展经济活动,于是拒绝使用交换媒介。货币使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创业决策成为可能,因此核算(缺失货币系统)的多斯拉克经济就像核算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一样,根本不可能。
第二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野人,生活于长城之外,七大王国以北。他们没有中央集权式的政治领袖,并且自诩为“自由民”。经济没有七大王国发达,同样没有货币,但野人比多斯拉克人要先进。经济活动是存在的,在相对和平的集团之间存在以物易物形式的贸易。然而,由于经常与长城以南的民族发生战争,自由民无法从事持续性的商业活动、进行长期规划或者社会合作。被强制放逐于社会之外的他们仅能够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环境中竭力维持生存,只能实现一种最小发展程度的经济。
第三种模式:铁种,诸如葛雷乔伊家族,就货币的使用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中间形态。他们对于征服的痴迷使得他们不重视商业和货币,使用货币被他们嘲笑为“付金币”。在他们的文化中,战士所穿戴的饰品或者想要的东西必须通过“付铁钱”得来;换句话说,一个人拥有的所有财物必须从自己杀死的敌人身上得来。尽管被强行的局部整合进七大王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铁种仍然努力维持他们以掠夺为基础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因此,货币仅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被使用。
维斯特洛七大王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七大王国的政治与封建社会相似,奉行“男人因战争、征服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慷慨的赠予而变得富有。因战败或者失去君主的青睐而落魄”(Mises, 2006, pp. 158)。不论你是否读过这本书,故事是相似的。面对为看起来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战争筹措资金的困难,财务大臣(相当于与财政部长的位置)发明了新的税种;但也仅仅维持了人民会支付的时间。统治者痛苦的意识到“王国中一半的领主不能区分课税和暴政,他们会立刻倒向离他们最近的篡夺者,只要能够少缴点铜币。”借贷也被王室所采用。然而,虽然这看似免费的午餐,然而代价其实是高昂的,绝非长久之计。在书中某处,瑟曦·兰尼斯特梦想创建自己的银行以作为资金的永久来源。最为孤注一掷的行为就是创造金钱了,历史上小指头大人就有使用货币磨损法的习惯。
尽管不像铁种那样穷兵黩武,但是维斯特洛各大家族之间频繁的战争还是周期性的破坏为贵族们所轻蔑的贱民们累积起来的财富。由于最近经常性的武装冲突,七大王国的大量人民艰难度日。比如,储蓄对于平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甚至连骑士和贵族都很难存下来什么东西。于是,看起来经济总是徘徊在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数千年来几乎都停留在同一水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工业看似兴旺,代表最高技术发展水平的是军事工业,这恰恰有害于和平和生产。兵器制造者和造船者被描述为从政治动乱中牟取暴利的人。
考虑到七大王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寻租行为、权力代理关系,普遍存在的政府公然的穷奢极欲的行为也就不意外了。劳勃·拜拉席恩的首相比武大会仅仅奖金总额就高达“九万金龙”。此外,因为劳勃想要“大宴宾客”,除此之外财务大臣需要支付的还有“厨子,木匠,侍女,歌手,杂耍艺人,小丑”。御前会议迅速展开辩论——最后倒向了“破窗谬论”【注:小孩打破了窗户,将导致破窗人更换玻璃,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破窗理论”是典型的“破坏创造财富”】——“王国就是因为这种事才兴盛”,“对上等阶级而言,这是求取荣耀的大好时机。至于穷苦老百姓嘛,也能因此暂时忘忧解愁。”相同的理由被用来为其它庞大的开支辩护,比如国王乔佛里的奢华婚礼。
《冰与火之歌》中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称为自由城邦。狭海对面的九个自由城邦“布拉佛斯则至少拥有二十座神庙、高塔和宫殿”,有维斯特洛的两倍大,因织锦、地毯、蕾丝、葡萄酒和香料贸易而闻名。自由城邦有四海为家的人,有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也有盈利性质的贷款机构:“九个自由城邦各自都拥有自己的银行,有些拥有不止一家,它们争抢每一枚金币,就像狗抢骨头。”银行为外来者,尤其是七大王国的贵族提供经济援助,他们的声望使他们成为权力游戏的核心玩家:“每当有王公在铁银行拒绝还款,就会有新的王公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抢走他们的宝座。”
自由城邦不缺政治斗争的经验,曾付出巨大的代价赢得了自由。布拉佛斯,现今最年轻和最强大的城邦,由流亡的奴隶建立,自此力求在自由城邦中消灭奴隶制。
一些城邦在经济上领教过严厉的教训。瓦兰提斯是最古老和最大的自由城邦,在征服其他城邦的徒劳尝试中失去了它的财富。瓦兰提斯的统治者“在商人和放债者提倡贸易的时候偏爱刀剑。[…]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争,瓦兰提斯发现她自己残破了、破产了、人口也减少了”。直到放弃军事野心,重启和平的商业活动,才恢复繁荣。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冰与火之歌》主要基于中世纪历史,那个时代见证了比书中更多的战争和经济破坏。不论是历史还是幻想,权力的游戏阻碍了健康的经济思想的传播,排除了好的经济政策。由于七大王国及其对权力的游戏的热衷,提到维斯特洛的和平和繁荣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是:凛冬将至。
《权力的游戏》中的经济观念
http://bit.ly/13FmlV7
译者zergback
[编者按:本文无剧透]
HBO的火剧《权力的游戏》这个周日结束了它的第三季,本季让该剧的爱好者为其迅速缩小的演员阵容而担心。该剧基于George R.R. Martin错综复杂的幻想系列丛书——《冰与火之歌》,为所有类型的评论提供了灵感。并且由于其复杂的、在道德上模棱两可的角色引来了众多的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分析,同样的,在书中还能发现一些重要的经济观念。
马丁的故事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从不具备任何经济体系到货币和公共财政。在另一篇文章中(以及访谈中),我们已经谈论过后者这些问题,解释过维斯特洛大陆的统治者们如何求助于这些解决公共财政问题的传统方法:征税,借款和通胀。
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会谈论一下该系列中的一些其他的经济含义,尤其是关于社会秩序、和平合作、贸易和货币在社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Franz Oppenheimer极好地区分了有组织的社会中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前者涉及财富的强制再分配;但财富归根结底是由经济手段创造的,包括:和平的生产、贸易和交换。(1926, pp. 24-27).
在《冰与火之歌》中,这些区别表现的很明显。举例来说,多斯拉克和铁种这两个差异巨大的民族,就是关于政治手段的明显的例子。这两个民族都是自己生产极少的产品或压根就不从事生产,而代之以强取和掠夺。一个完美的例证就是葛雷乔伊家族的箴言:强取胜于苦耕。其言外之意无疑是:铁群岛人只强取其他人苦耕的果实。葛雷乔伊的箴言是铁群岛非常恰当的描述,这在根本上是一种寄生性质的制度,生存依赖于对生产性民众的掠夺。
但是,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区别也表现在更为细微的地方。显然,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利益是不同的,成功的标准也是不同的,甚至在王国的相对和平的区域也是如此,那里的治安仍然良好,剥削也并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在丹尼莉丝·坦格利安与其伙伴乔拉·莫尔蒙爵士的谈话中,马丁揭露了事情的本质。丹尼莉丝认为她的家族曾经统治过的七大王国会起义拥护她哥哥对于铁王座的主张。她说道:“可老百姓们还是等着他。伊利里欧总督说他们正忙着缝制真龙旗帜,祈祷韦赛里斯早日率军渡海解放他们。”她得到的回答很简单,但是富有见地:
“老百姓祈祷的是风调雨顺、子女健康,以及永不结束的夏日。”乔拉爵士告诉她,“只要他们能安居乐业,王公贵族要怎么玩权力游戏都没关系。”他耸耸肩。“只是他们从来没能如愿。”
本质上就是一种抢劫的政治理念在《冰与火之歌》中很常见。在其他的章节中,戴佛斯·席渥斯回忆起他的朋友和水手同伴萨拉多·桑恩的职业生涯:“里斯人自己也走私,同时他也经商、放贷,还是个恶名昭彰的海盗,自诩为狭海亲王”,戴佛斯自己给出了一个结论:“海盗只要有钱有势,照样被捧为亲王。”
货币和社会
除了讨论政府的真髓外,冰火系列中还包括其他的经济概念。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叙事中对于货币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理解。尤其是,故事的展开给出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简况,与不同文化对于经济活动和货币的认识紧密相关。
明显的例子是多斯拉克马王,游荡在东方大陆上松散的战斗部落。多斯拉克人从不贸易,他们最接近于和平的社会活动的是某种模糊的礼物互换制度。因此,他们不使用货币,他们的文化完全反映了这点。
缺乏一种间接交换的体系,使得他们不能发展资本货物,而只是依赖于重新分配战利品以维持生存。他们的游牧生活,使他们缺乏生产和贸易的能力(或意愿)。一个事实是,维斯多斯拉克城唯一的永久性建筑物是由外来的奴隶使用掠夺来的材料建造的。复杂社会的缺失,可以归因于他们拒绝发展经济活动,于是拒绝使用交换媒介。货币使得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创业决策成为可能,因此核算(缺失货币系统)的多斯拉克经济就像核算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一样,根本不可能。
第二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野人,生活于长城之外,七大王国以北。他们没有中央集权式的政治领袖,并且自诩为“自由民”。经济没有七大王国发达,同样没有货币,但野人比多斯拉克人要先进。经济活动是存在的,在相对和平的集团之间存在以物易物形式的贸易。然而,由于经常与长城以南的民族发生战争,自由民无法从事持续性的商业活动、进行长期规划或者社会合作。被强制放逐于社会之外的他们仅能够在一个资源稀缺的环境中竭力维持生存,只能实现一种最小发展程度的经济。
第三种模式:铁种,诸如葛雷乔伊家族,就货币的使用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中间形态。他们对于征服的痴迷使得他们不重视商业和货币,使用货币被他们嘲笑为“付金币”。在他们的文化中,战士所穿戴的饰品或者想要的东西必须通过“付铁钱”得来;换句话说,一个人拥有的所有财物必须从自己杀死的敌人身上得来。尽管被强行的局部整合进七大王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铁种仍然努力维持他们以掠夺为基础的古老的生活方式。因此,货币仅在一个相当狭小的范围内被使用。
维斯特洛七大王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七大王国的政治与封建社会相似,奉行“男人因战争、征服和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慷慨的赠予而变得富有。因战败或者失去君主的青睐而落魄”(Mises, 2006, pp. 158)。不论你是否读过这本书,故事是相似的。面对为看起来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战争筹措资金的困难,财务大臣(相当于与财政部长的位置)发明了新的税种;但也仅仅维持了人民会支付的时间。统治者痛苦的意识到“王国中一半的领主不能区分课税和暴政,他们会立刻倒向离他们最近的篡夺者,只要能够少缴点铜币。”借贷也被王室所采用。然而,虽然这看似免费的午餐,然而代价其实是高昂的,绝非长久之计。在书中某处,瑟曦·兰尼斯特梦想创建自己的银行以作为资金的永久来源。最为孤注一掷的行为就是创造金钱了,历史上小指头大人就有使用货币磨损法的习惯。
尽管不像铁种那样穷兵黩武,但是维斯特洛各大家族之间频繁的战争还是周期性的破坏为贵族们所轻蔑的贱民们累积起来的财富。由于最近经常性的武装冲突,七大王国的大量人民艰难度日。比如,储蓄对于平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有些,甚至连骑士和贵族都很难存下来什么东西。于是,看起来经济总是徘徊在资本积累的初级阶段,数千年来几乎都停留在同一水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工业看似兴旺,代表最高技术发展水平的是军事工业,这恰恰有害于和平和生产。兵器制造者和造船者被描述为从政治动乱中牟取暴利的人。
考虑到七大王国的中央集权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寻租行为、权力代理关系,普遍存在的政府公然的穷奢极欲的行为也就不意外了。劳勃·拜拉席恩的首相比武大会仅仅奖金总额就高达“九万金龙”。此外,因为劳勃想要“大宴宾客”,除此之外财务大臣需要支付的还有“厨子,木匠,侍女,歌手,杂耍艺人,小丑”。御前会议迅速展开辩论——最后倒向了“破窗谬论”【注:小孩打破了窗户,将导致破窗人更换玻璃,从而推动经济发展,“破窗理论”是典型的“破坏创造财富”】——“王国就是因为这种事才兴盛”,“对上等阶级而言,这是求取荣耀的大好时机。至于穷苦老百姓嘛,也能因此暂时忘忧解愁。”相同的理由被用来为其它庞大的开支辩护,比如国王乔佛里的奢华婚礼。
《冰与火之歌》中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地方称为自由城邦。狭海对面的九个自由城邦“布拉佛斯则至少拥有二十座神庙、高塔和宫殿”,有维斯特洛的两倍大,因织锦、地毯、蕾丝、葡萄酒和香料贸易而闻名。自由城邦有四海为家的人,有通晓多种语言的人,也有盈利性质的贷款机构:“九个自由城邦各自都拥有自己的银行,有些拥有不止一家,它们争抢每一枚金币,就像狗抢骨头。”银行为外来者,尤其是七大王国的贵族提供经济援助,他们的声望使他们成为权力游戏的核心玩家:“每当有王公在铁银行拒绝还款,就会有新的王公不知从哪个角落冒出来,抢走他们的宝座。”
自由城邦不缺政治斗争的经验,曾付出巨大的代价赢得了自由。布拉佛斯,现今最年轻和最强大的城邦,由流亡的奴隶建立,自此力求在自由城邦中消灭奴隶制。
一些城邦在经济上领教过严厉的教训。瓦兰提斯是最古老和最大的自由城邦,在征服其他城邦的徒劳尝试中失去了它的财富。瓦兰提斯的统治者“在商人和放债者提倡贸易的时候偏爱刀剑。[…]经过一个世纪的战争,瓦兰提斯发现她自己残破了、破产了、人口也减少了”。直到放弃军事野心,重启和平的商业活动,才恢复繁荣。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冰与火之歌》主要基于中世纪历史,那个时代见证了比书中更多的战争和经济破坏。不论是历史还是幻想,权力的游戏阻碍了健康的经济思想的传播,排除了好的经济政策。由于七大王国及其对权力的游戏的热衷,提到维斯特洛的和平和繁荣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事情是:凛冬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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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看点
1. 世界第一午餐肉测评家(分享自 @知乎日报) http://bit.ly/13uTti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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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daily815
图:Ángel Franco/The New York Times
莱蒙曼哈顿预备学校的学生,右二为袁梦(音)。图:Ángel Franco/The New York Times
张薇玲(音)是莱蒙曼哈顿预备学校的二年级学生,她渴望能用比家乡的同龄人更自信而热情的方式与人交流——“美国人的方式,”她说。
石宜佳(音)是一年级学生,她希望能增加获得布朗大学录取的可能性。三年级学生袁梦则更向往西部风格的自由,还有购物。不用练习或做功课时,她会在波道夫·古德曼搜罗路易·威登的限量版手提包,去哥伦布转盘的顶级餐厅Per Se品尝定价295美金的菜单。
纽约市的私立学校从来都是本城富二代的聚集地,他们的家庭生活和教育优势让人有时觉得暴殄天物,有时只剩羡慕嫉妒。但这些学生来自上海地产大亨、运输巨头、豪华酒店老板和东部沿海地区医生的家庭。他们也是在纽约市上学的中国富二代当中的为数不多但逐渐增长的核心成员。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资料,2012年有638名中国学生持签证在纽约读高中,而五年前只有114人。
学生涌入并不是无缝衔接的。但学校方面——特别是招生率较低的学校——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寻找可以支付全额学费的家长,甚至为此接受英语水平欠佳的学生。中国学生和家长认为,在这里上学比起国内成千上万申请美国大学的学生来说更有优势。他们也接触到了比中国更全面的教育模式,其中包括申请美国学校的一项决定性因素:课外活动。
“我在国内没法参加任何活动,因为作业太多了,”在莱蒙打篮球的宜佳说。
一大批中国学生就读于这所学校,一所新兴的营利性的、正努力吸引申请者兴趣的学校。
去年九月,莱蒙迎来了27名中国学生,占到了高中生人数的五分之一,还有10人来自其他国家。
学生们住进了华尔街上的单间公寓,楼下是蒂凡尼店,对面是特朗普的办公楼。公寓里有贴着大理石的浴室、懒骨头沙发和上下床。住在同一栋楼的寄宿家长监管这群学生,他们无微不至的照顾帮助他们度过适应期。一年的学费是六万八美元,走读生是三万六千四。
这些中国学生们上课时和美国同学们一起,盯着二次方程,分析美国名著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选段;下课后,他们就会探索这座城市。
他们和寄宿家长一起看百老汇和太阳马戏团的演出,在索霍区购买设计款运动鞋,在华尔街水疗中心做指甲,在学校吃每周日厨师做的华夫饼和芝士蛋卷早午饭。
莱蒙过去叫克莱蒙预备学校,两年前被梅里塔斯国际连锁寄宿学校收购。这不是纽约唯一一所招收中国学生的私立高中。但这是目前唯一为他们提供住宿的。曼哈顿中城的比克曼中学有四名中国学生,他们都住在当地人家里。
去年,位于切尔西的营利性大道国际学校敞开大门,有20名来自北京的学生申请。但因为签证延误,学校无法接收他们,而校方表示这一问题会在2016年落成可容纳200名国际学生的宿舍时解决。
莱蒙的负责人说跨文化交流充实了整个学校。中国学生在探索万圣节、学校舞会和戏剧。美国学生则在学习如何做好客的主人翁。
“我们这里有非常典型的学生关系”,校长德鲁·亚历山大说。高中三年级生马克思·罗森塔尔说在课堂上他经常和中国学生小组讨论关于美国内战的战役或者禁酒法令。
他说:“当你需要跟别人解释这些事的时候,确实可以帮助你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
但是其他学生说同时还会有解释的需要。
10年级生奥西里斯说:“我很喜欢他们在这里,但我说的很多东西他们都听不懂。我们之间还是有语言障碍。”
上周11年级的英语课上就很明显有这种障碍,当时正在讨论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
按照詹姆斯·门罗(Monroe)总统和她的偶像玛丽莲·梦露(Monroe)给自己取名“梦露”的袁梦参加了讨论,中心话题是关于非裔美国女性及其抗争的描写,她有时候会插两句。但她的中国同学中至少有两人正在翻译网站上查询他们不懂的词。有些学生找到了网上的中译本。另一名老师坐在后面,为有需要的学生记笔记。
杰西卡·曼纳斯老师说有些国际学生在体会细枝末节时非常吃力,而这些小问题对于美国学生来说轻而易举。
她说:“我努力讲得比一般说话更慢一些,我也几乎不会突然点名,”也就是要没有举手的同学起来回答问题。
亚历山大先生说国际学生的英语在录取前必须达到“最低程度的流利水平”。一旦录取入学,很多人都要参加各种考试、做作业,还要比美国学生读更多基础阅读材料。需要特别帮助的学生要另外上语言课。
妮可·徐是帮助中国学生来美国上学的中介之一:美嘉国际咨询顾问公司的代表,她说这种全面融入美国的方式是中国家长急于送孩子去美国的主要原因。
16岁的薇玲(音)来自内蒙古的企业家家庭,她说她的父母希望她能学到更有效的沟通方式,能更有技巧地处理现实问题。他们认为美国教育的特点比起中国教育更适合将来经商。
她说:“我们在中国只会死读书。”
通过电子邮件交流,一些家长发来了更直接的回复。
梦露的妈妈胡玉兰(音)说女儿放寒假回上海时,她注意到了女儿身上新出现的独立倾向。梦露18岁了,现在在田径队,并且学会了游泳。但可能最显著一点还是她不再需要之前持续很久的一项“仪式”——早上要把早餐送到她卧室。
“说实话,她真的变了。”妈妈在邮件里是这样写的。